醉琴樓—上海1950—70年代間古琴文化的保持和延續

鄧崇英(琴緣 Julia)

今年是庚子年,本擬定在中國舉辦我父親“鄧寶森120周年誕辰,和紀念恩師張子謙、吳景略和劉景韶活動“。

現因全球疫情蔓延不得不延期舉辦。我父親鄧寶森是醉琴樓之主,我和三位恩師在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在醉琴樓結緣。

特別在“文革”期間,醉琴樓接待了當時古琴界的多位老前輩和年琴琴人琴友,其中他們有些是現今琴壇棟樑。

上海醉琴樓成為“文革”期間古琴界的“世外桃園”,保持和延續古琴的傳承。

醉琴樓“半個世紀”的琴人琴事與上海“今虞琴社”的琴人琴事活動是分不開的。

回想本人與琴至少有六十余年的緣份,我的恩師張子謙、吳景略和劉景韶是醉琴樓的常客。

他們本人就都是中國古琴從傳統民間到專業院校變革的第一代,又在文革期間的十年回到民間(本人就是他們的私人學生),過後他們又恢復了原職。

然而現在學習傳統文化的熱潮,民間的古琴現今覆而再興。

本人是當年的經歷者,當重新收集整理和梳理這些資料,回想起曾接觸和見到的古琴前輩,和近年來接觸到的民間琴人,他們都默默無聞地努力在作貢獻。

但由於古琴發展和傳承的斷層,但這些事跡都是古琴歷史上的“星星之火”。作為史料,這些民間的琴事琴人更增添古琴史的鮮活感。

自從古琴作為“非遺”傳承,當今民間古琴社團如“雨後春筍”。

作為古琴的傳承人,有責任把古琴文化全面傳承和展現,讓當代和後代琴人、古琴愛好者和學者對古琴史的發展有個全面、客觀的了解,更好地學習、繼承和發展,將古琴文化發揚光大!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2020, 04,10

编者按:大家一定都知道中国文化传统的标誌:琴、棋、书、画。但不一定都知道其中第一位琴是指什么琴。有人以为是竖琴,有人认为是古铮,也有觉得是扬琴…。其实,就是目前较为鲜见的古琴。就是三国演義中诸葛亮空城计,在城门墙台上弹的古琴。

即使在古时,古琴也并不普及,而是上层阶级的高雅乐器。

古琴距今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,是中国传统拨弦乐器,属于八音中的丝。古琴的音色深沉,余音悠远,音域宽广。

在2006年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琴曲存世3360多首,琴谱130多部,琴歌300首。

旅居澳洲的中国古琴传人邓崇英女士,就是一位代表性人物。她就在墨尔本定居,多年前为宣传古琴文化,举办过数次古琴讲座与演示,受到中外友人瞩目。

后因身体欠佳,暂息几年,尔今已恢复,并以古稀之年,复出社会,奔走于中国与澳洲之间,传递古琴艺术,弘扬中华文化。

现将邓崇英近期的纪念中国名古琴家:她父亲邓宝森120年寿诞,及她自小耳染目睹的其父亲的”古琴楼”的回忆录。以饗读者朋友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紀念 鄧寶森先生120週年誕辰

醉琴樓古琴文化的延續 老上海今虞琴社的先賢

—-邓崇英

今年庚子年是我父亲邓宝森120周年诞辰,借此機會公开介紹醉琴楼古琴文化的传承。特別是“文革”期間,曾為古琴界的“世外桃園”,從未間斷傳承和培養古琴傳承人。同時介紹,醉琴樓保留着自己獨特的傳統豎版加上節奏提示的古琴譜。

我父亲邓宝森1900年出生在杨州盐商家庭,家境富裕。

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,其11岁时随父从杨州迁移到了上海,就读于洋人学校,毕业后一直在洋行工作。最后在瑞士商行做高管,工作28年,生活条件稳定优越。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,该行遣散,是年他已50周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体制改革由私转公。凡闲散人员均需服从国家统一安排。父亲也不列外,当时,从旧社会过来的旧文化人,均被分派到当地的文史馆工作。后因人浮於事父亲被领导劝退回家养老,解决当時职位短缺的困境。父亲欣然接受,因為他是洋行高管,退职時得一笔较丰厚的离职款。此後他平时在地区政协学习外,每天去公园打拳晨练,在家养花、养鸟、動手做假山盆景。

每年春秋兩季還到處游山玩水,开始过起自得其樂休闲的生活。

此後,父親翻修裝點住宅,利用空間自行設計佈置,“室雅何需大“但古色古香,並名書房為“醉琴樓”,在當時當地也小有名氣。

他全身心重拾自幼對傳統國學和琴學的愛好,参加了早期“今虞琴社”,結識多位近代古琴名家,亦師亦友。他認真彈琴練習、嚴謹抄谱(當時琴譜極為稀少),來丰富充實自己的生活。

新中國成立後,由於“今虞琴社”沒有固定的社址,醉琴樓就自然成為琴人相聚、商討砌磋、琴藝交流的地方。就如張子謙《操縵瑣記》所述,還提及劉少椿到上海在醉琴樓小住之事。

那時“今虞琴社”的老琴人經常會光顧“醉琴樓”,直到“文革”時期,原“醉琴樓”(書房)受到衝擊後,將三樓的房間重新整頓保留成“醉琴樓”,讓打倒和受到政治衝擊的琴人有個棲息之地,撫慰受傷的心靈。

由于“醉琴樓”接待的均為近代的古琴大家和當時“今虞琴社”的老琴人,同時也吸引了年輕的琴人和古琴愛好者。大家可以在此喝茶聊天,彈琴談琴,倡所欲言,曾為“文革”期間“世外桃園”的一角。

從四、五十年代起,上海具有特殊的經濟地位,也形成古琴界的重要集聚地,提高了上海“今虞琴社”的知名度,並為新中國成立後輸送了第一批古琴界的重要人才。那時的上海“今虞琴社”相當活躍,既有名又務實,除彈琴外,琴論、打譜、資料和出版,體現琴界龍頭老大的地為。國內外琴人都會慕名而來。

五十年代,“今虞琴社”創始者查阜西先生,去中央任古琴界的重任;張子謙先生任上海民樂團並在上音兼職;吳景略先生任教中央音院;陳重先生赴天津音院和上音外聘的姚炳炎先生,他們都是國家級的古琴頂尖人物。

劉景韶先生在上音任職的二十年,每逢周末必到“醉琴樓”相聚。吳景略先生“文革”期間院校停學也住上海,經常在“醉琴樓”小住。張子謙先生在他去天津之前也一直在居住在上海。

“文革”期間張子謙、陳重、樊伯炎、姚炳炎等琴家也經常來“醉琴樓”相會。由於這些種種原因,使得當時的“醉琴樓”起到不可磨滅的貢獻和地位。

我父女兩代都是“今虞琴社”成員,我在“今虞琴社”覆社時任理事,直到91年出國。由於本人出生在古琴之家的“醉琴樓”,自幼在古琴大家的氛圍薰陶下,耳濡目染。主要受三位恩師張子謙、吳景略和劉景韶的親授和教誨,同時還受到多位琴家的指點和鼓勵。

由於本人受三位恩師的親授,集多種不同流派的影響,繼承虞山吳派“氣韻生動”、廣陵派“跌宕起伏”、梅庵派的“風韻明快”的風格。努力實踐,堅持不懈,形成自己獨特的琴風,得到澳洲的和中國多地與琴緣有緣之人的欣賞和支持。

去年已在澳洲墨爾本成立了AU醉琴樓,以後還將在適當時間和機會在中國重建“醉琴樓”。將“醉琴樓”古琴文化之風得到延續,將“世遺”的古琴文化傳承和發揚光大!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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